开会之前，他本来打算跟着自己在宕东做调研的感觉走，做一次让人感动的报告。因为当时从当地干部嘴里听到的对邱老师所做的事情的描述以及对邱老师的称赞，让他从心里对这位年轻女民办教师产生了由衷的钦佩。然而，董卫东的一番“阶级斗争”论调，就像突如其来的黑云，笼罩了整个会场，弥漫到每个角落。与会的人们心里阶级斗争的弦不由得都拉紧了。
田连元的汇报就是在这种气氛下进行的。如果不是宫东发书记顶住压力，主张会议按原计划继续进行，估计田连元连念稿的机会都没有。
得到宫书记的首肯，田连元站起来开始汇报。刚开始念稿子的时候，说实话，他的心是忐忑的。他几乎是下意识地要去删减汇报的内容，所以一份本应是声情并茂的汇报，一开始就变成了干巴巴的陈述。念着念着，他的思绪却不由自主地回到了在宕东调研的时候，几位队干用朴实的话语讲述的邱老师的故事。他眼前又浮现出了这样的场景：一个纤弱的年轻女子，拖着三个孩子，在艰苦的环境下用坚韧的耐力和真诚的热情，克服常人想不到的各种困难，包括粮食不够吃，时常要在米饭里掺红薯、洋芋甚至挖野菜才能果腹，等等;可是，她却依然利用学农课，带着孩子们上坡下坎，爬树登山，采下一串串果实，挖出一个个块茎，一身汗、一身泥，背回学校，洗净晒干，再跋涉几十里路送到县药材公司。这一幕幕使得他讲述的口气越来越动情，他那洪亮而有磁性的男高音把简单的汇报变成了抒情朗诵，人们发现，他已经离开了稿子......
乡下人没有鼓掌的习惯，但是与会的人们，除了董卫东，一边听一边点头，显然大家都听进去而且都受感动了。
田连元汇报完了，宫东发书记让大家发言讨论。每个人都埋着头，不敢也不愿意第一个发言。最后是宫书记点名，让周校长先发言。
“这个调研报告，主要是田连元主任执笔的，当然我也有参与编写，那上面一定有很多问题，但基本表达了我和学校的意见，我想就不用在这里占用太多的时间，今天主要是想听听公社领导的指示。”这句话，其实是周浩然经过字斟句酌后讲出来的，董卫东的一席话，也让他有几分踌躇。
在宫书记的点名下，几个与会人员都发了言。只不过，都很小心谨慎，既不抒发感情，也不表达意见，说的都是不痛不痒的话：这件事还是请领导和组织做安排，作为个人，听从组织安排，等等。
董卫东的话语还在会场上萦绕，却仿佛像是持刀的壮汉，凶神恶煞地在会场逡巡，让人们莫名其妙地畏惧。这就是当年官场的政治生态，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公社会议，政治挂帅的味道依然那么浓重。
“大家都讲了?好，老董，你给大家讲讲你的意见吧。”宫书记很礼貌地请董卫东讲话。他作为新上任不久的公社一把手，首先，得要有谦卑、亲和的姿态，其次，董卫东在久梁公社工作多年，在干部群众中有蛮大的影响力。他知道，董本来是要担任一把手的，可是组织上却安排他过来了，所以，董卫东对自己的到来是有抵触情绪的。名义上自己是一把手，可是，如果没有董卫东这个副书记的支持，甚至倒过来，给自己设障碍、下绊子，可够自己喝一壶的。
某种意义上，宫东发是被“贬”到久梁公社来的。来久梁上任之前，在全县最大的岑颂镇担任副书记多年，分管经济和治安，他不仅把岑颂的经济搞得很好，在他分管治安的这几年，大力推展社队联防制度，没有发生一起恶性案件，深受州、县领导赏识，原本有意向让他接任一把手职务，可是，因为有一次为一个被打死的四类分子说了几句话，被人告到县革委会，被批评为政治立场不坚定，这才调到久梁公社担任党委书记一职。同样是公社书记，岑颂的人口是久梁的八九倍，经济地位根本让久梁望尘莫及，调来久梁担任一把手，还不如在岑颂留任副书记划算，所以，他的职务实际上是明升暗降。
在这个时候，该夹着尾巴还是要夹着尾巴，最好不要跟这个有着“地头蛇”地位的副书记产生冲突，要不然，什么时候被人暗暗地在政治上再被参一本，在岑颂吃的亏就白吃了。
“嗯嗯，好。既然书记点名了，我也就随便说几句吧。这个这个，邱慧芳老师是吧?对不起，我年纪有点大了，记性实在是不好，你看，连个名字都记不住，这么多年的基层工作，让我的身体健康也出现了好多问题，不过，为革命工作嘛，比起革命先烈为了建立新中国抛头颅洒鲜血，牺牲一点健康算什么?
“刚才听了田连元主任的汇报，我看大家都被感动得稀里哗啦的。坦白说，我也有些被触动了。要是田主任汇报的是一个贫下中农的子女，是我们穷苦大众出身的女老师，我敢讲，这会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典型!你想呀，虽然我本人是汉族，不过我已经在久梁这个苗族占百分之九十九的公社工作了十多年，对我们苗族群众的生活还是有了解的。久梁，祖祖辈辈以来，在万恶的旧社会里，遭受着地主富农的剥削和压迫!反动统治阶级为了巩固他们腐朽的旧政权，剥夺了广大苗族群众的子女上学读书的机会，直到解放后，新中国共产党才让贫下中农的子女走进了教室。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久梁的苗族群众，由于遭受旧社会统治阶级的流毒很深，还没有在脑子里养成让子女上学读书的观念，即使到今天，虽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一片大好，但是，老百姓让娃娃们读书的意愿并不是很强，不要讲女娃娃了，就连男娃娃也还有好多没得读书。
“这个情况当然对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不利的，应当改变。尤其是女娃娃读书的事情，更是值得我们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重视。所以，今天会议的主题是要让女娃娃上学，我是举双手双脚赞同的。但是，同志们，请记住这个但是!为哪样，这个邱慧芳要让女娃娃们上学读书?难道她这个四类分子的子女，站在我们贫下中农的立场上来了?大家都晓得，她爸爸，她的亲生父亲，是一个国民党反动派的高级军官，还隐姓埋名混进了我们的革命队伍，要不是有人检举，恐怕他还会继续在革命队伍里混下去，那会给我们的革命带来什么样的危险，同志们!“幸好我们的党眼睛是雪亮的，我们的革命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终于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从我们的革命队伍中挖了出来，进行了镇压!我想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像邱慧芳这样一个反革命家庭出身的子女，她的爸爸是被我们共产党革命政府押到刑场执行枪决的!难道不会对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人民政府恨之入骨?从刚才田主任汇报的情况来看，她不但不恨，却恰恰相反，好像对我们的苗族群众有着深厚的爱，竟然会要让这些贫下中农的子女走进课堂来读书认字!同志们，你们难道就没有一点阶级斗争的意识?难道就不会产生一点点怀疑?难道就不会去问一下为什么?
“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教导过，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为哪样这个邱慧芳会无缘无故地爱我们贫下中农的孩子?莫非她就是个活菩萨?对不起我用菩萨这个词，这其实是一个四旧的东西。我的意思是，难道她是一个大公无私、大义灭亲的旧家庭的反叛者?是哪个教她反叛的?是她妈妈?是她自己?同志们呀，阶级敌人不会在他们的脑门上写上“敌人”两个字，他们往往是隐藏起来的，甚至伪装起来，假装积极和革命!我们要擦亮我们的眼睛啊!”
董卫东的话讲完了，会场一片寂静，仿佛掉一根针都听得见。
好一会儿，宫东发抬头看看大家，然后又埋下头去，思考了一下，然后打破寂静：“董书记刚才的话大家都听见了。
大家讨论讨论吧。”
大家都摇头，表示没有意见。
宫东发侧过身面对董卫东说：“董书记，既然大家都不发表意见，还是请您说说吧，您是公社的教育口的分管领导。”
董卫东点点头，说：“好的，宫书记。大家请不要误会我，我再重申一遍，我对我们苗族群众的女娃娃上学读书是绝对赞成的，但是，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事情，绝不可以由一个不属于我们贫下中农阵营的人来发起，更不可以把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子女树立成一个正面典型，这是关系到我们公社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的重要事情。在这个事情上头，我们犯不得一点错误!所以，我的意见是，这个事情要做，但是一定不是在这个时候，更不是这么一个形式。我们公社的教育，一定要由广大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做主!”
已经没有人记得会议是怎么结束的，结果是，久梁公社女娃娃上学的事情，再也没有了下文。
听柳立峦讲到这里，我头脑里浮现一个问题，便问他：“你妈妈，邱老师，当时并没有参加这个会议，这些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是好几年以后的事情了。参加会议的不是有一个教育干事吗?他后来调到另一个公社去了，来接任他的，是一个叫邱慕声的。这个教育干事对那次会议印象很深，是他把情况告诉给了邱慕声，后来邱慕声给我妈妈讲的。”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个教育干事要告诉他的接任者?难道他不应该对会议内容保密吗?”
“刚才我说了，这个接任人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邱慕声。姓邱!”我仿佛发现了新大陆，一拍脑袋，“跟你妈妈同姓!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待续)
2020年2月16日
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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