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演讲的题目就是“作为生活经验的政治”，我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在我们当代的中国，我们谈论政治，经常有两个误区。
一个，是把政治作为一种高层的精英活动来看待，比如说：政治是什么呢?就是党中央要开什么会了，领导又接见谁了，中央又发什么指示了。我记得小时候老师给学生写评语的时候，一般第一段总是会写你的政治思想状况，老师们特别爱写某某同学特别关心国家大事、经常阅读《人民日报》、观看《新闻联播》等这样的评语。
凡是这种视角它都是把政治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东西，而不是说渗透著、包围著我们的柴米油盐的生活的这么一个东西。
像我们这代──更早几代人可能更是这样，可能你们在座的很多80后，也许经历这种东西少一点──在饭局上，经常会看见有人特别振奋地窃窃私语：你知道那谁谁是谁的人吗?你觉得那谁谁十八大有戏吗?这种对高层政治的热衷，我觉得不仅当代中国是这样，实际上我们的传统就是这样，我们的正史就是这样写的。我们的正史实际上是什么?就是一个宫廷八卦史，就是皇帝亲信了一个小人谁谁的谗言，没有听好人谁谁的话，这个朝廷就完了。就是这么一种认识历史的方式。
另外一个误区是什么呢?我觉得是把政治看作一种纯粹概念性的、理论性的、漂浮的东西，不去追究你的判断以及这些概念性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现实经验论据的支持，我觉得这也是很常见的一个状况。
因为讲到这一点，我就想起，前一段时间许知远同志跟我交流他和另外两个所谓的“新左派”前辈的对话。像许知远这种“反动派”，肯定和那些“新左派”发生了一些辩论。他说当时辩论到最后，那两位“新左派”的前辈就会说他：你看你，你为什么会中自由主义的毒呢?是因为你读书太少了，因为你读书只读到了19世纪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你没有往下读，所以中了这个毒，你如果往下读，你就会意识到，比如说美国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等等。
我当时听了这话印象挺深刻的。后来我就在想，如果是我在那里，我可能不会这样跟他们辩论。因为这两个“新左派”的前辈，有一个还是在美国的著名大学教书，教文科的，你跟他比阅读量是比不过他的，你跟他讲哈耶克，他跟你讲福柯，你跟他讲福柯，他跟你讲德里达，你跟他讲德里达，他跟你讲德勒兹。就是说你是不可能真正辩论过他的，所以我说如果我在那里，我不会这样去跟他辩论。如果他跟我讲福柯说什么，我可能会跟他讲我二舅说过什么，他跟我讲德里达说了什么，我可能会跟他讲我表弟身上发生的故事。当他企图不断地想把你往理论的高峰推的时候，你要不断地把他拉回到现实当中来，我觉得这是我们讨论政治的一个正确的思路和方法。
在我看来，面对这样两个经常出现的误区，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讨论政治的方式是回到生活本身，回到事实本身。这是我们讨论政治时非常必要的一个态度。
前两天，我跟另外一个记者朋友聊天，因为我写时评嘛，他就说道：“有人说女人谈论政治是行为艺术。”这话听起来很奇怪，我说这是对女人和政治的双重误解。因为政治是怎么回事呢?比如说像你现在住的这个小区，今年物业费是2000，到了明年加成3000，然后你心里就会犯嘀咕，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加这1000?这1000块钱用到哪里去了?这1000块钱跟你商量了没有?你到物业去讨论这个事情，甚至去抗议，这对你来说是一件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
其实国家生活是一样的，只不过把它无穷地放大了而已。政治是什么呢?无非就是说，比如，最近在讨论加房产税，这个房产税要不要加?加多少?而我有没有发言权?再比如说，像我住的那一带，一到晚上的吃饭时间就特别不好打的。其实这也是政治。这涉及什么呢?比如说，政府的出租车管理有没有垄断，或者发放的牌照够不够。还有，我知道中国很多家长，都在苦恼是让孩子正常地上学呢，还是让他去学奥数。我说：“你为什么要让他学奥数呢?”他说：“奥数加分。”那我就说这也是个政治问题。谁来规定你学这个可能没什么用处的奥数能够加分?这种事情是谁作出的规定?这个规定合不合理?
这就是我说的回到生活本身。
而回到事实本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对一个事情作出判断的时候，我们要想有没有论据去支持它，我们要想这个宏大的判断是不是一个漂浮的东西。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面对这样一个判断──美国的民主是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这是一个经验的判断，你是可能去检验它的。
你可以看美国政策的决策和民意调查的结果，你可以进行对比。比如，在教育政策上──提高教育的开支──它的政策是这样的;然后你看民意调查是不是这样的，你如果能对上，它就不虚伪。当然事实上有很多调查显示，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在媒体报道比较多的情况下，民意调查和政策往往是相符合的。
如果我们观察政治的方式是回到生活本身，回到事实本身，那听起来是不是很容易呢?
是不是我们东张西望一下，就了解了政治呢?其实没有那么容易。观察政治，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有非常多的障碍，受到层层的伪现实的屏蔽。
比如说，第一层就是权力的屏蔽。我前一段时间在网上看到贾樟柯的一个访谈，我对其中的一个片断印象非常深刻。他讲为什么他会拍像《小武》《站台》这样的电影，他说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发现他看到的电影，关于中国的电影，和他的现实生活毫无关系。他发现，比如说吃早饭，他所看到的中国人吃早饭是：你推开一个黑糊糊的厨房，桌上摆著剩菜，然后你把它热了一下，可能也不太好吃，就糊弄过去了。可是在电视上、电影上，你看到的早饭是什么样的?是一个窗明几净的餐厅，左边一杯橘子汁，右边一个煎鸡蛋，有人推开一扇门说：“我昨天晚上刚从巴黎回来。”
而且，比如说中国2006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群体性事件是9万起，那就是说相当于平均每天几乎有两三百起。我们在电视里看得到吗?我们在电影里看得到吗?我们看不到。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在2008年的时候，美国大选嘛，我当时在国外，但是我也会看新华网或者是新浪网的报道，然后就看到，中国对这方面的报道铺天盖地，不但讨论他们的政策，候选人的背景，有时候甚至具体到希拉里那颗眼泪是不是真的，或者是，麦凯恩的老婆是干什么的。这让我觉得特别滑稽。
还有第二层屏蔽是什么呢?价值的扭曲或者缺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些事情我们看到了，但我们不觉得它是一件事。为什么我们不觉得它是一件事呢?因为我们的价值体系不支持我们把它看成一件事。举个例子，比如说美国的关塔那摩监狱事件，在美国影响非常重大，就美国政府未经审讯关押了几百个恐怖分子嫌疑人这件事，引发了风起云涌的抗议，从公民团体到律师团体，到新闻媒体，甚至很多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也会针对这件事情来抗议美国政府。
但是我们会把它当成一件事吗?我们有多少人把它当成一件事来看待呢?权力的屏蔽，最多是导致你敢怒不敢言，但是我们有多少人会感到愤怒呢?
价值的扭曲或者缺失，会导致我们对事情的判断力的严重下滑，而且对事情的观察是有选择性的，我们可能会lookatsomething，但是不会真正seeit，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些事情，但我们不会真的看见那些事情。有什么样的价值体系就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意识。
第三点，什么东西会屏蔽我们对现实的观察?这个东西它未必是和政治相关的，很大程度上也是跟人性的局限性有关系的，这种有限性，有时候就会让我们把看到的这个局部的东西当做全部的现实。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北京，据我观察，我在国外生活的这些年，我北京的朋友圈子的生活水准，和我在国外的朋友的生活水准是差不多的，甚至可能更高。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现实当作中国的全部现实，我们对现实的诊断和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提出，可能都是有偏差的。
时间上的距离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自己的生活是一个碎片，我们是巨大链条当中的一个环节。我前一段时间看德国的纳粹史，常常在想，德国很多看似很正常的人为什么会成为纳粹罪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参与者?它讲的原因之一，就是每个人在这个体系里面，可能仅仅是一个螺丝钉，比如说，我仅仅是把犹太人推上火车的人，我跟这个事没什么关系，这事不归我管;或者我仅仅是把这个犹太人登记在册的人，这个事情也不是由我负责……但把他们所有的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链条组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悲剧和罪行。
真相最大的敌人，不是谎言而是信念接下来最后一个方面就是讲一讲，在我看来怎样才能尽量地突破，拨开这种伪现实，看到更多真实的生活和世界。
我觉得怀疑的精神特别重要，就是说尽量不要人云亦云。小的方面，比如说，如果大家都说《红楼梦》是巨著，是伟大的著作，有可能它的确是伟大的著作，但最好是大家去看了，自己有所体会了，再下这样的论断。同样的，对鲁迅甚至是王小波的评价，都要自己先去消化，然后再作出判断。
再举个例子──生存权、发展权是第一人权，言下之义就是言论自由权和政治权利只是第二人权，相对不太重要的。这样一个观点，表面上看好像也没什么错，谁能说生存不重要，谁能说发展不重要呢?但另一方面来说，抱著一种怀疑的精神，我就会去想，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两者对立起来?为什么我们只能二选一呢?实际上如果我们纵观整个政治历史，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言论自由权实际上是生存权的一个前提。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跃进”，恰恰是普通人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被剥夺了说真话的权利，最后没饭吃了。所以把生存权和言论自由权对立起来，实际上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观念。
当然，怀疑精神，我觉得重要的不仅仅是说怀疑别人施加给你的东西，也要勇于自我怀疑。
尼采说的一句话我特别欣赏，他说：“真相最大的敌人不是谎言而是信念。”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过于顾及我们的信念，但它可能会妨碍我们看到更全面的东西。
我在英国的时候发现，因为英国老师给学生改卷子是大家集体协商的，我们老师有一个共识，就是说给学生扣分的时候，一般最大的扣分给的是什么呢?就是学生没有严肃地对待可能的驳论，用英语来说就是“Thestudentdidn'tseriouslyaddresspossiblecounterarguments”
。
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可能我是同意你的观点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把你的观点建立在对可能的、严肃的驳论的讨论上，我就会觉得你的观点可能是站不住脚的，是无效的。在英国，这是你要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所需的很重要的标准。当然在中国可能就相反，对于某些考试题目，你千万不要严肃地对待这可能的驳论，否则你就考不及格了。
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不要一听到这种与你的观点不相符的东西就暴跳如雷，就气急败坏，那是一种特别不好的态度。
其次，就是实证的精神，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为你的观点寻找论据的精神。其实和那种怀疑的精神连起来，就是胡适先生说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实证精神本质上是一种知识上的谦虚和开放性。像政治学里面，有一个大家经常讨论的命题，就是经济的发展会不会带来民主化。你会发现不同的研究，比如说，你关注1950年到1991年这一段，它可能是这样的结果;如果你拉长了，拉到1850年到2000年，发现结论又是不一样的。或者说，观察亚洲是这样的，观察拉丁美洲又是另一个结果。所以经验的现象是不断变化的，你用一种实证的精神去面对问题，实际上是用一种开放的眼光去面对问题。
我觉得胡适先生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一切知识都是假定”。当然，把这放在自然科学里面也许不一定对，我不太了解，但我觉得放在社会科学里面，这是非常好的一句话。
最后一点，就是比较的眼光有助于我们观察和了解政治的现实的知识。比较的眼光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把我们所置身的这个现实，看作很多种可能性当中的一种，因为我们从小到大，会经常被灌输一种观念──事实只能如此，但实际上，我们，尤其像我，去了不少国家以后，我就会认识到，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经验是各种可能性当中的一种。
激励我自己去观察、追问政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对这种不同的可能性感到的惊奇，我希望大家也能够保持这种惊奇。以前，我在博客专栏里面，有说到俾斯麦说过的一句话──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就是希望我们能够通过观察政治去发现更好的可能，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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