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下午我们几个八九岁的孩子，每人都挎一个拾粪捡柴的粪箕，在路上打瓦片，正好从龙滩小学方向走来一位教师模样的人，他问我们几个人为何不去上学，没有一人敢答话，只是心里想为何要上学，他自言自语说了几句就往西走去。果然第二天一早，这老师就到了我们村，挨家挨户动员大人让子女去上学。轮到我家时，我母亲要我上学，我吓得藏在门后不敢出来。父母都劝我上学，我也勉强答应了。母亲希望我读书，将来长大了可以做像教书先生和医生之类的工作。因为我舅家和我大姨家的孩子们都是读书人。我当天就到了一里远的龙滩小学报名，有几个人我还认识，以前虽没学到东西，却和几个“老同学”已经混个面熟。他们已经读二年级了，那我也读二年级。一开始我的心还没收回来，老师讲些啥，我全然不知，特别是算术，老师还经常在我的作业本上写下“你怎么这么糊涂呢”之类的批语，我也不管。有一次邻居哥在我家串门，把我算术作业上的几个批语念了一遍，母亲笑个不停，这一下可把我伤得不轻。从此以后我便认真起来，三年级时就名列前茅。四年级结束要到固镇区通考(初小升高小的过关考试)，结果我在全区排前10名，我们班大多数人都没通过。
53年升了五年级就必须到乡里完全小学去上，离家足有四里多路，中午回不了家，要带一顿饭，到了春天有时连一块粗麵饼也带不起。因为解放后公粮太重，比如我家夏季要缴小麦四五百斤，秋季还要缴各种杂粮三四百斤，全年收的粮食多半都要上缴国家，余下的口粮根本不够吃。此外，农民花钱还要靠卖粮，比如做衣服，日常生活用的油盐酱醋和添加农具等，这样到了春天大部分家庭都会缺粮。而解放前，像我家每年只要用一二百斤粮就对付过去了，那时绝大部分家庭口粮还是够吃的。在1953年农村合作化开始时，我家还犹豫，不想入社。我大爷是贫农，开会多，他说苏联走社会(主义)用了30年，现在苏联都是楼上楼下，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我们照著做，就用不了30年。在大爷的鼓励之下，我家和叔叔家都入了社。谁知入社后粮食更不够吃，因为耕种、肥料、管理都不到位，产量自然就低些。而且这“社”的规模还不断扩大，规模越大口粮缺口就越多，老百姓手中的钱越少。那时小学虽然不用交学费，但买书和笔墨纸张还是要花钱的，农村没有收入，只能靠几只鸡下蛋，平时不敢吃，需要时靠鸡蛋卖几个钱买些学习用具(5-6个鸡蛋才卖一角钱)。买一张纸，一支铅笔，一个算术本每样至少都要6-7个鸡蛋，或一斤多小麦，要买一支钢笔则需一蓝子鸡蛋，或近20斤小麦，或30斤高梁，家里舍不得给我买。那时候不光买文具，花零钱也靠卖鸡蛋，所以夜里老是做梦鸡窝里有好多鸡蛋，有时拿也拿不完，最后装了满满一蓝子，谁知醒来全是一场空。直到念四年级才买了一支钢笔。在春季里我家很少有细粮，有个宗大妈，她儿子参加抗美援朝，大妈的口粮由政府供应，她能吃到大半细粮。
大妈知道我现在也挨饿了，她很同情我们。她双眼近于失明，走路要拄著一根带几个长“S”形的树枝，边走边捣在地上答答做响，一般人不要5分钟即可走到我家，可她要花近20分钟。到我家后从怀里掏出几个棕色的小馒头送给母亲，留给我吃。
那时农民太苦，公粮太重不说，农产品国家定价也太低，农民卖粮买东西非常不合算，比如一两毛线值25斤小麦或45斤高梁，织一件毛衣竟需要卖掉300斤小麦或500斤高粮，纯种地的农民没有一个人能穿起毛衣的。农产品价格低，公粮又过重，这双重压力把农民压得喘不过气来，到了春天几乎家家缺粮，只是多少不等而已。我记得53年刚收完小麦，我村就来了2-3个工作队员，都住在我家，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催公粮卖余粮。把村里几个富户一一叫到隔壁我叔家前三间闲房里，让他们站立一整夜，不许坐，答应缴了公粮还强迫卖余粮才可回家。有个大伯站了一夜后，上衣全都汗透了。我的邻居哥年方20出头，说话不中听，惹工作队生了气，竟被吊在房樑上让他双脚不沾地。说是余粮其实就是一家春天的口粮，由于定价太低，比如小麦每斤8分余，高梁每斤5分余，不到迫不得已谁也舍不得卖，今天卖了明天就买不回来，春天就得挨饿。政府这样逼迫农民卖粮还另有目的，就是强迫大家快入合作社，取消单干。这一招果然见效，我们村的农户在政策的“感招”之下，怀著七分反对三分勉强的态度成立了三个合作社，仅仅几个月之内我们县就全部实现了所有农户都入了社，很快就实现了全省一遍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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