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将抚养“特殊人群”的责任，全部推给个别家庭，甚至是个体母亲，是件残忍而高危的事情。这位八十岁老母亲的所作所为，不过是最真实人性的某种具象。它再一次印证了，由母爱、亲情等血缘伦理所维系的供养体系，有时候不堪一击。恰是为了对抗这种“风险”，文明社会往往会建构起一套健全的“外力救济”系统。遗憾的是，即便我们在此方面已有所努力，但社会单元越往下沉，社会化保障的覆盖往往越显失效。
比如美国，从诊断之日到3岁，有完全免费的“家庭支援”与“早期干预”;从3岁至6岁学龄前阶段，由政府埋单上公立学校，任何学校不得拒收，还有义工上门协助服务;6岁至18岁的义务教育阶段，政府每年为残障孩子家庭保障4万美元的“特殊儿童补贴”，而且上公立学校全部免费，还有配套的“支持就业”和“福利工厂”;18岁之后，残障儿家长不再有责任，而由专门的群体保护负责，可以进入福利公寓直到死亡。总之，家长不会因生养了一个残障孩子而增加经济负担，更不会“毁”了自己的一生。
统计显示，中国脑瘫儿童约有300万到400万，每年新发病约有6万例。这就意味著全国有数百万个脑瘫儿家庭常年在几乎看不到希望的“无期徒刑”中挣扎。随著脑瘫儿的渐渐长大，单个家庭的确难以承受其繁重的生活、康复与照顾压力。“我死了，孩子咋办”，更成为长期縈绕患儿父母心头的纠结与困扰。频繁发生的监护人杀死脑瘫儿事件警示我们，只有摆脱“救火式”、“临时性”的关爱方式，建立起稳定性、完善型、系统化的救助机制，才是避免“慈母杀儿”悲剧重演的治本之策。 在中国，费用绝大多数要靠父母，社会、学校可以随意拒收，家长还要承受周遭的眼色与议论，而来自政府之爱，要么缺失，要么太少，所以，类似这位八十岁老母亲的悲剧就在中国多发。如果说过去，因为国力等原因，政府对患儿的大的政策方针、社会救助体系等，很难一步到位，我们还能理解;那么，在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的时代，政府已经到了责无旁辞的时候了，应该多站在患者家属的角度上去体谅，去保障残障孩子的一生，去避免类似悲剧的再次发生。
这位八十岁老母亲，是无数苦难母亲的一员，因执著坚守，溃败于孤立无援。一位伟大母亲的形象土崩瓦解，人们方才看清，那高大背后的惨白无力。曾经太多人，寄望“母亲”的韧性与不忍，足以长久地扛起所有的不幸。却不承想，若无文明社会施以援手，全凭一位母亲肩挑背扛，一个灰色的结局，或已早早注定。而说到底，不管有任何理由，一位母亲都无权结束儿子的生命;正如一个温暖的社会，永远不该对苦难者的悲痛置若罔闻。
类似悲剧发生的原因，一是无法忍受长期照顾智障孩子的生活压力和精神负担，二是担忧自己去世后智障孩子的未来;三是基于智障孩子的自身要求或者一时行为而失去了冷静。但深层的原因却是，只要谁摊上了一个智障孩子，就几乎要耗掉这个家庭的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正因为如此，这类罕见而又十分典型悲剧的发生，偶然之中也就有了必然的因素。杀人犯法，但“不得已”的遭遇却让人心酸。如何才能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惟有政府之爱。
面对这个悲剧，无论怎么判决，都是一个悲剧，都会有社会争议。人们对这件事情感上的纠结，无法寄望于一个法律的判决上寻求到心理上的平衡。法官无论怎么判，都非常纠结。如果依法判处这个母亲故意杀人罪，判了重刑，不仅将承受著社会舆论的批评，他自己的良心上一定过不去;可如果受了舆论的影响，放弃了独立的判断，宽容了这个母亲，法律上作了妥协，他同样会受到来自专业上的批评。如果法官原谅了这个母亲，对舆论是一种安慰，可对这个只想求死的母亲来说，是一种无穷无尽的煎熬。
我们必须承认，无论是“慈母”，还是她的家庭，面对现实的困境，能把生活不能自理的智障孩子抚养到十几岁、二十岁，都确实已经达到了极限，已经处于近乎绝望的状况。因此，类似这位八十岁老母亲的悲剧，社会是应该承担相应责任的。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实际来看，几乎都将收养残障孩子作为政府应尽的义务，拨出专项资金，让智障儿童在各地的专门机构接受护理、教育和生活，用合理合法的制度、政策法规来杜绝此类悲剧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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