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太空中的卫星一样，一些孩子从什么地方来，还会回到什么地方去。不仅仅是中国，你还能从南亚、非洲以及加勒比移民社区中看到类似的情形。中国移民们的“卫星宝宝”通常会在学龄时期返回美国上学。
　　郑春经历过家中失火、洪水和地震。
　　然而所有这些灾难与将自己年幼的子女送回中国，与亲戚一起生活长大相比都显得不值一提。现年42岁的饭店女管家操著普通话说：“那是我经历过的最难、最苦的事。”她的两个孩子——7岁的乔伊丝和5岁的杰伊——均在波士顿出生。然而在人生的最初几年里，两个小孩都是在福建老家度过的。乔伊丝的姨妈带了她四年多，到现在仍管姨妈叫妈。(管郑春叫妈妈)与此同时，郑春和她的丈夫蜗居在波士顿中国城一间狭小侷促的居室中，跟陌生人共用厨房和卫生间。她说他们之所以在饭店工作很长时间，就是为了省下钱来，把孩子接回美国。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辛迪·刘说，没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中国移民家庭将他们的子女送回中国寄养。刘和她的同事采访了那些曾经当过“卫星宝宝”的人，试图搞清这段经历会对个人生活产生什么长期影响。研究人员称，年幼时期在其他国家度过，远离亲生父母具有一定的好处。很多“卫星宝宝”能够充分接触到其父母的母语。他们通常还会与自己的祖父母以及其他亲属产生很深的感情。
　　虽然刘称“卫星宝宝”和生物学父母之间的分离并不一定会破坏他们之间的关系，然而纽约市的一些老师和教职工则表示，这些孩子时常会表现出轻微的创伤迹象。
　　“他们总是环顾四周，看谁在自己身边，”纽约布鲁克林P.S.176学校的校长伊丽莎白·卡尔金说，“他们永远需要清楚自己身在何处，有谁能够保护他们。”有时这些孩子可能会推搡其他孩子来博取关注。
　　有的孩子还有情感障碍。
　　波士顿华埠街坊中心家庭和社会参与部门的主管邱友友说，她担心家长和孩子通常没有做好在美国团聚的心理准备。
　　纽约皇后区的弗拉兴是纽约三大中国城的所在地。路易丝·李是个福音传教士式的人物。她是一所公立学校的中美计划委员会儿童保育项目的负责人。李说，“卫星宝宝”们在离开一个家庭到另一个家庭时通常会经历一些复杂的情感波动。
　　“他们会愤怒，”她说，“他们会觉得，你为什么要把我送走?为什么我哥哥在这里，我却要走?”设立更多的免费日托项目能够促使家长早些将孩子从中国接回来，或者从一开始就不把他们送走。此外，她的解决方案还有鼓励孩子们讲出自己的经历。
　　在8-9岁孩子的课堂上问有谁是“卫星宝宝”时，几乎所有在场的孩子都举起了手。孩子们都知道“卫星宝宝”这个词。很多人对于那段困难的过渡记忆鲜明，他们会用“难过”、“沮丧”等字眼来形容回到纽约时的感受。
　　其中一个男孩说自己很气愤，因为“我的家长骗我说他们就是来看我的”。另外一个男孩则说自己很沮丧，因为在坐上飞机来到美国，看到爸妈拿著橡皮熊糖迎接他之前，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还有父母。
　　一个女孩回忆说，“我当时问，爷爷奶奶，你们为什么要走?结果我的奶奶就开始哭。”
　　很多孩子似乎都知道家长们为什么要把他们送回中国。原因就是，家长们需要长时间的工作，而他们通常都是在餐馆或美甲沙龙里打工。
　　“他们没钱养活我们，没钱在美国养活我，”一个男孩说。
　　研究人员说，对于许多移民家庭来说，低价托儿所如不能普及，“卫星宝宝”
　　的现象就不会出现什么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