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肖恩认为长城未经修缮的部分最能
体现其厚重的历史。（谢肖恩摄影）

谢肖恩（Sean Shadbolt）2010年在北京
浏览北海时试骑三轮车。（谢肖恩供图）

　　冬末一个晴朗的日子，谢肖恩(Sean Shadbolt)背著沉重的摄影器材，走在北京郊区的长城上。这位高大硬朗的新西兰摄影师刚刚见识了成语“人山人海”的真实版本——他去过泰国和欧洲多个城市，哪儿都比不上北京街头那如潮涌动的人海。但在2010年的那一天，他从司马台一路走到金山岭，除了导游和另一个游客，几乎见不到别人。
　　“那是我一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他说。近日，肖恩在奥克兰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独家专访。
　　虽然肖恩在踏上一个月的中国之旅以前学了两年中文，他还是无法跟中国人自如地交流。不过，眼前雄伟的长城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
　　“我最想用镜头捕捉的是长城古老的历史。那些没有经过维修的部分，在坍塌的大石下，你能看到几个世纪前人们用糯米和著沙土修筑的墙基。”
　　去中国之前，肖恩已看过无数的长城照片。“但站在长城上，那种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从摄影的角度来说，长城无与伦比。”

　　“学中文就像是当学徒”

　　与普通游客不同，今年54岁的肖恩对学习中文非常认真。一年半前，他在奥克兰大学孔子学院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HSK(汉语水平考试)的四级。
　　今年年底，他想朝著HSK五级冲刺。
　　除了更大的词汇量，HSK五级的阅读题难度明显提高。肖恩觉得语法部分还可以，但是写一段80个字的看图说话就比较难了。他最头疼的是口语，汉语的语音语调很难掌握，他说自己经常出一些可笑的错误。
　　在学汉语之前，他曾学过意大利语、法语和日语。之所以选择日语是因为他偶尔看到一则有关汉语和日语的文字数量比较，日语需要大约5000个，而中文则是45000个!“太吓人了!”不过，后来他才发现，这45000个中文字，其实有很多已经不常用。
　　“学中文就像是当学徒，你至少得花5000个小时，也就是大约4年的时间，专心致志地学才行。”
　　除了摄影，肖恩对语言非常感兴趣。20多岁时他开始到世界各地旅行，每到一地都去学一点当地语言。他惊讶地发现，旅伴们还在苦苦挣扎于最基本的用语时，他已经能准确地说一些比较复杂的词句了，这给了他很大的信心。
　　大约十年前，“China”开始成为新西兰媒体里经常提到的词。奥克兰华人聚集的“倒霉路”
　　(Dominion Road)、北岸、Mt Albert等地越来越繁华。就连他的弟弟在惠灵顿找到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一家华人水果店打工。肖恩对中文越来越感兴趣，后来一家说汉语的电视台在新西兰开播，肖恩终于找到了一个定期听到正宗汉语的好机会。
　　肖恩说：“新西兰现在有大约20多万人能说普通话。中国文化已经成了新西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全球来看，虽然学英语的人数更多，但是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口世界第一。”
　　肖恩去了奥克兰的一家语言学校学中文。随著词汇量渐长，他也越来越注意到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他拿出一篇标著拼音的课文，内容是中国人为什么很少说“我爱你”。他说这不难理解，很多来自英国的传统家庭都是这样。但是文章里有一个例子，一个年轻人对父亲说：“我爱你。”得到的回答却是：“你喝酒了吧。”
　　肖恩说：“在英语里，如果有人问Are you drunk?潜台词是说，你是不是昏头了。完全没有汉语里表示关切的含义。”

　　历史的回声

　　说话间，壶里的水开了，肖恩起身从厨房几个大架子上找来一个茶叶罐，取出一个茶叶包，放进一个带提手的彩瓷壶里，壶上繁复的花纹围绕著几个篆字：“万寿无疆”。
　　肖恩说，小时候，家里有很多类似的来自亚洲的东西。他的父亲Maurice Shadbolt(1932-2004)是新西兰最富盛名的作家之一，他的主要作品都与新西兰历史有关。最近他父亲的《加利波利的回声》刚刚在台湾翻译出版，主题是新西兰部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伤亡最为惨重的加利波利战役。他的另一本书《犹太季》(Season of the Jew)曾获新西兰最重要的文学奖Good man Fielder Wattie图书奖，有人两次想把它搬上银幕。
　　1954年，Maurice和妻子加入一个青年访问团去苏联，途经中国上海等地。日后，Maurice经常跟他的孩子们讲起那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以及街头表情生动的说书者。这对肖恩产生了深厚影响。
　　肖恩虽然没有子承父业，但他也出了一些书。他拿出几本装帧精美的新西兰美食介绍，里面令人食指大动的佳餚照片都是他的作品。
　　与旅行照片和静物相比，为各种商品拍广告照片已成了肖恩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最近，他还为一位中国朋友拍摄了一些新西兰蜂蜜的照片，用在中国的淘宝网站上。“当同一种商品有上百个商家在竞争时，优秀的专业照片就会令你出众。”
　　2010年在中国旅行时，肖恩走过了北京、上海、郑州、西安等地。“中国社会比我以前认为的要开放得多，很多方面比新西兰还要现代化。而我们的媒体还经常说，新西兰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
　　在现代化的同时，肖恩也注意到中国人对保持传统文化的努力。在西安繁华的市中心，矗立著年代久远的钟鼓楼，北京的一些老胡同里也还有住家。相形之下，新西兰的老建筑本来就不多，而且很多已被现代建筑取代。
　　在承德避暑山庄，慈禧太后的一处寝宫格外引起肖恩的注意。他读过很多有关中国历史的书，看到慈禧当年用过的服装和物品，彷彿把他带回到百余年前的中国。他还记得一块大牌子讲到慈禧当政时期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屈辱条约，“屈辱”两个字令他这个西方人“很难堪”。
　　“我们在新西兰很少看到有关西方国家入侵中国的历史。这促使人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
　　肖恩认为，与“美国梦”等西方中产阶级的梦想相比，“中国梦”更关注整个社会的福祉，以及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自1980年代以来，这个话题在西方也越来越引人关注，虽然为个人谋利仍是主流社会重要的激励因素，但这不应以牺牲弱势社会群体的利益和破坏环境为代价。
　　肖恩说：“我希望将来每个人都有机会上学，每一天都有意义，过上舒适的、在环境和经济上都可持续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