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当事人患有精神疾病，因为一起交通事故，警方依法提出刑事交通指控。在我还没有和当事人及他的母亲见面前，当事人的母亲就已经多次与我电话联系，并表示希望能够当面向我请教。开始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这些事应该是当事人自己来做，而不是由母亲代劳。后来我才得知，我的当事人在被警方起诉之后，因为担忧可能入狱服刑，并且一直无法得到一个专业的意见，于是进行自残。
当事人的母亲在和我联系时，总是客气地先问我，此时给我打电话是否会干扰到我的工作。
由于职业的关系，我实在无法长时间地从头听到尾，所以我和当事人母亲通话时，每次只能说一部分，剩下的下次再说。就这样，我慢慢地累积并得到了有关当事人案子的比较完整的资讯。在我看来，除了当事人已有医生证明其患有精神疾病史外，案子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然而，当我和当事人及其母亲见面后，我突然感到自己作为当事人的律师的重要性，案件也变得特殊起来。
那天，我比约定见面的时间足足迟到了1小时10分钟!虽然事先我就已经知会当事人及他的母亲，我可能会因出庭而晚到30分钟左右，没想到当天的庭审结束得特别晚，当我坐下来和他们两人见面会谈时，已经是下午5点15分了。我的第一印象是，当事人十分焦虑，当事人的母亲则是满脸的问号，看得出她有许多问题要问我。在接下来的20分钟里，我逐个地解答当事人母亲的问题。
在我回答完之后，我觉得当事人还是一样的焦虑，完全没有从我和他母亲的对话中，得到他最想要知道的答案。而从他母亲的表情中我也看得出，她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想让我回答，但她不希望由自己开口问，因为她不知道我会给她和她的儿子什么样的答案。这个答案，如果是正面的，则是皆大欢喜;如果是负面的，日后会怎样，当事人母亲的表情已清楚地表达出了她的担忧。
当事人母亲的头发是灰白的，满脸的辛劳和担忧。可以想见，照顾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子，是多么辛苦的一件事!我明白他们想要的答案，于是，我主动地问当事人：“你当时为什么不遵守交通规则驾驶你的车辆?”当事人告诉我，他看到前面车牌的号码要他加速或减速。除此之外，他还听到其他的声音，告诉他加速行驶。对我而言，这个回答是典型的有精神疾病的人发作的状况。
接下来我问：“你是不是担心会入狱服刑?”当事人犹豫了一会儿说：“是的。”针对当事人的担忧，我告诉他：“你绝对不会入狱服刑，因为罚则是罚款，没有刑责，作为你的律师，你可以相信我。”这句话一说完，当事人开始有了笑容，他的母亲随之也露出了笑容。在沉闷了20多分钟的问答后，这一刻对他们来说似乎未来一下子变得不再是暗淡的，而是有重生的机会。接下来的15分钟，在轻松的对话中，我将法律程序告诉了当事人和他的母亲。
为什么当事人的母亲一路陪同有帮助?辩护的工作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但协助和引导理解问题所在，有时家属的陪同会有绝对的帮助。但是华人被告一般都不愿意家人知道，不管是什么原因，我这次的经历再次提醒刑事被告当事人，家属的参与可以得到更好的效果。判刑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法官必须考虑家属的参与是否对当事人的感化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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