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后，光大成立，成立之初就把总部建在了香港。在拿到炒股和房地产交易的许可后，光大“随时调用几亿美元的权利”开始在香港的资本市场大放光彩，曾经有媒体报道说，几年之内光大的资产膨胀了一百多倍，其中的60%-70%都是从股市上赚来的。
但是市场风云变幻，光大下面的信託公司在香港炒外匯亏了好几个亿，一调查，发现投资的钱还是高息揽储搞来的，里外一算账，算出来几十亿亏损。
窟窿太大，只好报给国务院，跟几个领导匯报后，光大拿出了一个债转股的方案。意思是，债务还不上了，转成股份吧。
光大跟中信都是按照正部级建立的央企，中信的印章让破例允许用了国徽，光大没有国徽，但是印章尺寸跟中信一样都是正部级的，而且国家拨款的时候，比对中信还阔绰，除了註册资金比中信多，还另外多给了2亿美元买国外的技术设备。
当年谷牧说中信：不能走长安街，煤渣胡同还是要让走一走的，所以荣毅仁创立中信的时候就邀请了几个部委领导当董事。光大在方面也不差，炒股亏损的钱里一大部分都是中央几大部委的。
可是债转股方案一出来，几个副总理先不愿意了。李嵐清说，哎呀你们这里有我们外贸系统的钱，你们不能不还的呀。钱其琛说我们外交系统本来就没几个钱，放在你们那里生点利息，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你们要还的呀。
后来在沟通会上说到欠了中石油3亿美元，刚刚修完无锡老家祖坟，十年副职终于改正职的周总经理正要烧三把火，他扭头指著财务总监说：你罪过大了，不死都该杀。
各部委意见太大，最后没办法，还是新上任的朱小华跟四大行的行长们吃了顿饭，从每家借了一笔钱，又从人民银行贷出20亿才把窟窿填上。
给国家赚大钱哪儿那么容易?
01
光大带著几个部委在香港吃瘪的时候，国内的证券市场还是草根大户的时代。今天的散户，搭个便车完成一个亿的小目标就是股民中的传奇了。谁还记得20年前的“南朱北吕”?
80年代末股票是个没人敢要的东西。辽宁金杯的厂长赵希有背著股票到北京的中南海旁边卖，深圳万科的股票在市政府开了几次“党员带头”动员会后，还是卖不出去，直接摆到了菜市场门口卖。
朱焕良是深圳有名的朱大户。80年代买深发展、万科的股票发家，后来当过万科的董事，被王石在自传里夸的不行不行的。他可能还是中国最早的价值投资者，那一年王石因为上了街犯了错，被迫离开万科，也是大户朱焕良站出来表态，说相信万科是个好公司，要继续增持。倒是现在被称作资深万科迷的华生，当时跑到市政府质问：为什么不让卖掉万科股票。
朱大户后来著魔一样到处宣扬股票的好，掏心掏肺的让身边的亲戚朋友买，甚至放出过“亏了算我的，赚了算你的”这种豪言。听了蛊惑的人都发了财，90年代初深圳市民贴春联，上联是“翻身不忘毛主席”，下联是“致富不忘朱焕良”。
北边那个人叫吕梁，当过作家，后来成了记者，去采访深圳810事件，亲眼看到全国一百多万人为了一张新股认购凭证，提前三天排队，吃喝拉撒不离开，没买上的人疯了一样冲到市政府示威，回来也心思活络，一脚踏进证券市场，结果他炒股不行，亏得多赚的少，倒是股评家的名气越来越响。
两个人因为一只叫康达尔的股票结缘。本来是朱大户押上了全部身家，外带一大笔高利贷，想坐坐庄、拉拉高，大赚一笔美滋滋，结果遇上97年底香港闹鸡瘟，一水之隔的这家养殖企业受影响，股价跌得没完没了。朱大户从一个千万富翁转眼成了被高利贷追债的穷人，“除了那些被杀的鸡，我是全深圳最可怜的人”，可怜人只好北上找金牌股评家吕梁想办法。
欠了一屁股债的吕梁，听说有送上门的发财机会，开心死了。两个各怀鬼胎的人当下拍板了共同坐庄共同富裕的计划，朱焕良回深圳稳住董事会，吕梁在北京找钱托市。
接下来的3年时间，康达尔这家搞农业养殖的公司，硬是被包装成了一家做生物医药、网络开发的高科技公司，改名中科创业，股价从14块钱涨到80多块钱。
吕梁的两个手下，每天早上各拿一个电话，指挥全国的营业部买进卖出，人工绘制了一条完美的k线图。01年2月吕梁结婚，两个手下还贴心的让股价收盘在72.88元，给老板送了一份寓意“妻儿发发”的礼物。
这时候他们还不知道深圳创业板胎死腹中，国有股减持计划箭在弦上，股市即将大变天。6月，减持政策一出，深沪两市掉转直下，一个月之内跌去700多点。紧接著东方电子、银广夏造假案曝光，全国股民哀嚎遍野。
朱大户毕竟经验丰富，感觉风声不对，从年中就开始偷摸减持。等北京的吕梁知道，人家已经套现几个亿，偷偷弄了一艘快艇，趁了个月黑风高夜带著几箱子现金逃到了香港。
这边中科创业的逆市大涨惊动了证监会，刚一查老鼠仓，中科创业的股价就崩盘，从圣诞节连跌了一个多礼拜。
吕梁看大势已去，乾脆站出来把如何做庄的事儿抖给了公众。
一时间吕梁跟成了全国股民最想打死的人。
他的一个助手接到电话说有人出钱要剁掉他一只手，吓得躲在北京郊区丈母娘家好几个月不敢出门。等公安把他救出来，30来岁的小伙子已经一夜白头。而吕梁求拘捕不成，趁监视疏忽，在一个凌晨4点的早上翻过他北辰花园5号别墅的窗户，披著件军大衣，消失在北京街头。
股市里赚钱，一直都是来得快，去的更快，中国证券市场太容易遇到黑天鹅或者灰犀牛什么的。
95年上海出了327国债期货事件：万国证券的管金生跟中经开在代号327的国债期货上成了多空对头，最后8分钟万国砸下上千万口空单爆了多头的仓。结果当晚上交所发通告，以万国证券违规下单为由取消最后8分钟的交易。
半天之内，两度悲喜逆转。
实际整个交易中，双方都有违规，而且中经开是财政部的亲儿子，双方押注的底牌是财政部对国债的补贴，老早市场上就传言中经开提前知道了消息，才敢跟万国的管金生硬碰硬，不惜违规也要坚决做多。
当时的管金生可是有著证券教父的称号。他不光一手筹建了万国证券，还是上交所筹建的参与者，一直被上交所的总经理尉文渊尊称“老管”。可惜老管大概做老大做久了，性子养烈了，一个证券老手竟然赌红了眼一条道走到黑，最后被财政部抓著尾巴不放，拖了几个月，最后按贪污罪判了17年。
后来不少人替管金生喊冤，觉得两方都有错的事儿，他当了炮灰。可是管金生应该一早就知道，中国的证券市场没有经历过华尔街梧桐树下的默契，一开始就是自上而下被设计出来的，干预之手随时可以伸出来啊。
90年代，深交所和上交所较劲儿，深交所批准文件没拿到手，就抢在上交所前头开了业，到现在两家交易所争“第一交易所”还是互相不买账。
之后两家争上市资源，深圳发了个鼓励股份制改革的文件，把万科这种不民不国的催著改了制上了市。上海这边是找到各地金融办，承诺能拉来企业到上交所上市，直接奖励现金20万，可以说比之后广告行业拉客户的手笔大多了。
再后来两个交易所比拚市值，明里暗里指挥券商拉高股价。而且这事儿也不是很避讳，上交所的人都知道，哪只股票跌狠了，总经理尉文渊叉著腰喊一嗓子股价立马能上去。而君安证券的张国庆帮著深交所炒作深发展也都是公开的秘密，还有人在监管部门的办公室见过君安报上去的每日目标价位。
两地争来斗去，最大的胜利者在北京。90年代上海和深圳各出了件大事儿，第一次是深圳的810事件，出事儿后证监会成立。第二次就是上海的327事件，处理完管金生和尉文渊，证监会就不再是摆设了。
但证监会成立的时候只是一个副部级单位，在上海跟深圳跟前，一直捞不到多少话语权，连证监会主席这个职位都总被批评，说一个副部级单位，居然弄了个“主席”出来，简直不要脸。上海市长徐匡迪有一回当著第二任证监会主席周道炯的面，在朱鎔基跟前告证监会的状，把周道炯弄的很是下不来台。
证监会地位高不高，全看两个交易所斗的狠不狠。97年两个交易所斗狠到了高潮，证监会也终于把证券市场的大全都收到了自己手里。
当时两地都把交易所当融资工具给中央报数据，铆劲拉指数，已经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在上海，管金生坐牢之后，万国跟申银合并，被另一大证券猛人闞治东带著炒作上海本地股“陆家嘴”。闞治东这个人鬼头，领导说让拉股价就拉股价，可是他每天就拉两毛钱，不多不少，到了就停，气的领导背后叫他“闞二毛”。而深圳，曾经的深交所第一股深发展，这回儿直接是行长挪用著银行的钱拉升股价。
沪深两市在这种哄抬中一路走高，几个月里上证指数暴涨120%，深成指暴涨340%。这一下北京的领导们有点坐不住了，怕涨下去出乱子，一个月不到连续发布了12道调控政策，被称为股市的“十二道金牌”，结果仍然没拉住疯牛。96年年底证监会藉著人民日报的版面，发了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严厉批评了股市的不理性、不正常。
这篇文章发出前一天，央视《新闻联播》全文宣读了文章内容，按理说警告意味足够强了。结果当时沪深两市作大死，也不知道真不明白还是胆子被股票养肥了，居然两市主导的媒体《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都没有转载。
这下就真的坏事了。两家媒体被重罚，不光副总编停职检查，还暂停了他们披露上市公司信息的资格，后者可是证券媒体生存的根。两家交易所终于醒过来，“闞二毛”被关进了大牢，还跟和暴力行长贺云一起被罚5年禁入证券市场。两市的股价也总算冷静下来，所有600多只股票和基金几乎跌停，连续多天跳空低开。
这件事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影响很大，除了证监会从此成了真正的老大外，还留下了《人民日报》对股市发表评论员文章的中国特色监管方式。
02
第一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说过，他这个位置是个火山口，谁都坐不住，股价涨了国家怕出乱子，股价跌了老百姓不愿意，不涨不跌大家都有意见。当年周道炯处理327国债的时候，有人打电话到证监会要跟期货部门的人同归于尽，还有云南传过来消息说有人弄了一车炸药，要炸掉证监会。
当年周小川上任的时候，拉了高西庆这样一批熟悉国外证券市场的洋派代表进了证监会，雄心勃勃要放手少管，把市场的归市场。当时证监会内部一度洋派得厉害，据说批文件都用的英文，惹得老干部们都不太高兴了。
结果没多久市场大跌，周小川放手不管的说法被骂上了天，他还不是赶紧叫停国有股份减持计划，停发新股等来提振股市。
股市被管起来之后，草根股神的时代也就落幕了。90年代风云一时的操盘手大都命运不济，他们要么逃亡，要么坐牢，要么死于非命，最好的结果是无人提起。
徐翔是少有的例外。
93年，他放弃高考，从父母手里拿了3万块钱开始专职炒股。徐翔炒股很用功，最早在宁波银河证券解放南路的散户室里跟人合用一台电脑炒股，后来听说大户室里的才是高手，就忍著白眼跟呵斥到大户室里跟人学习。证券公司邀请客户去香港旅游，别人忙著买纪念品，徐翔的最爱是股票投资的书。
《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说，凭藉著勤奋跟一点天才，到95年徐翔已经声名鹊起，不光在宁波当地替一些官员炒股，还被上海两个黑帮看中，想邀请他操盘帮派资金。据说两个帮派为了争夺徐翔差点大动干戈，弄出一场火并，最后还被一个更知名的黑帮头目出面才把这件事儿摆平。
一直到后来徐翔作为宁波敢死队的总舵主，成为全国股民的“带头大哥”，炒股才华都是帮衬护佑他的工具。可是证券市场从来都不只是股票和交易。
15年6月底，股灾刚发生的时候，王亚伟、但斌、江暉等十几个私募大佬开了个会，会后发了联合倡议书，大体的主旨就是响应国家号召，全面唱多市场行情，表示要积极参与救市。
曾经在股市发财，后来专心玩鸡缸杯的刘益谦在政府发出救市号召后，也立刻拿出10亿真金白银响应，还公开表了衷心：“自己的财富主要室来自中国的资本市场，这个市场有风险，中国梦受到影响的时候，支持救市是不二选择，亏多少都不要紧。”
宁波基金业协会也邀请了徐翔，但是他拒绝了。不光拒绝了，他旗下的泽熙一期在之后断崖式的下跌行情中，两个月内逆势大涨30%多。《财新》在一篇报道里写，这个时候公安已经盯上了他。
几个月之后，徐翔在杭州湾大桥被逮捕。可惜徐翔炒了20多年股，并没有弄明白“股市有风险”的真正含义。
因为327事件吃了十几年牢饭的管金生后来接受采访，说自己当年犯错主要还是缺乏政治智慧。在杭州湾大桥上被带走的时候，徐翔不知道会不会也有这种感想。
徐翔操盘的泽熙年年横在基金排行榜首位，却是出了名的买不到，内部员工也只有表现最好的才能被奖励买一点。所以一直以来，就有人好奇：泽熙的产品到底是被谁买走了。
徐翔被带走前后，正是中信证券高管层被查，证监会张育军、姚刚落马的时候，当时有个消息传的有鼻子有眼，说徐翔为了给上海某副市长亲属解套，曾经打电话让中信证券在救市中大买美邦股份，加上上海市副市长艾宝俊也正好也在徐翔后被抓，更让人相信徐翔背后有一张大网。
证券市场上成神的人，最后揭开面纱，往往都有另一层面目，这种事情也不是第一次了。早几年涌金系的掌门人魏东自杀，带出来国开行王益的腐败案。这些年里有人立志安邦定国，有人相信明天会更好。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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